在这一章里，孔子提出了“述而不作”的原则，这反映了孔子思想上保守的一面。完全遵从“述而不作”的原则，那么对古代的东西只能陈陈相因，就不再会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这种思想在汉代以后开始形成古文经学派，“述而不作”的治学方式，对于中国人的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局限作用。

这一章紧接前一章的内容，继续谈论治学的方法问题。前面说他本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章则说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反映了孔子教育方法的一个侧面。这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仍在宣传他的这一教育学说。

春秋末年，天下大乱。孔子慨叹世人不能自见其过而自责，对此，他万分忧虑。他把道德修养、读书学习和知错即改三个方面的问题相提并论，在他看来，三者之间也有内在联系，因为进行道德修养和学习各种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及时改正自己的过失或“不善”，只有这样，修养才可以完善，知识才可以丰富。

周公是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孔子自称他继承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道统，肩负着光大古代文化的重任。这句话，表明了孔子对周公的崇敬和思念，也反映了他对周礼的崇拜和拥护。

《礼记•学记》曾说：“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及而信其道，是以虽离师辅而不反也。”这个解释阐明了这里所谓的“游于艺”的意思。孔子培养学生，就是以仁、德为纲领，以六艺为基本，使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

这一章中孔子所说的这段话，表明了他诲人不倦的精神，也反映了他“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过去有人说，既然要交十束干肉作学费，那必定是中等以上的人家之子弟才有入学的可能，贫穷人家自然是交不出十束干肉来的，所以孔子的“有教无类”只停留在口头上，在社会实践中根本不可能推行。用这种推论否定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过于理想化和幼稚。在任何社会里，要做到完全彻底的有教无类，恐怕都有相当难度，这要归之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

在《雍也》一篇第21章中，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一章继续谈他的教育方法问题。在这里，他提出了“启发式”教学的思想。从教学方面而言，他反对“填鸭式”、“满堂灌”的作法。要求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这是符合教学基本规律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今天教学过程中仍可以加以借鉴。

为什么会这样？

丧者，是指有亲属刚刚去世，其心必哀戚，甚至吃不下饭去，孔子在他旁边吃饭，自感于我心有戚戚焉，恻隐之心一动，饭就吃不饱了。

哭，指吊丧。如今城市死了人，往往开个追悼会，亲朋好友戴朵白花，在死者的遗体前来个三鞠躬，死者就被拉走火化了，仪式非常简单。在古代，可不这样，儒家提倡“丧尽礼， 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弟子规》）人死之后，亲朋好友要到死者家中吊丧，今日之农村，此风俗依旧，如我的老家聊城，孝子们手里还拿着一根木棍，名叫“哭丧棒”。《三国演义》里也有一章，《柴桑口卧龙吊丧，耒（lěi）阳县凤雏理事》，说的是赤壁之战以后，周瑜金疮迸发，不幸英年早逝，在东吴似乎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周瑜是被诸葛气死的。诸葛亮为继续巩固孙刘联盟，消除误解，毅然冒险到东吴吊丧，可见吊丧之礼之重。吊丧是比较讲究的，除了繁琐的仪式外，有时还要诵读祭文，表扬一下死者，表达一下自己因死者的逝去而给自己带来的悲痛。一般老百姓文化不高，可能写不出祭文，则会一边涕泪横流，一边在口里念叨“你（指死者）让我怎么活呀？”

孔子在一日之内，哭人之丧，馀哀未息，故不歌。是以哀伤可以多保留一些时候，乐与怒不可以长久保留，此非礼制，乃人心之仁道。本章见圣人之心，即见圣人之仁。

孔子在这里又提到富贵与道的关系问题。只要合乎于道，富贵就可以去追求；不合乎于道，富贵就不能去追求。那么，他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从此处可以看到，孔子不反对做官，不反对发财，但必须符合于道，这是原则问题，孔子表明自己不会违背原则去追求富贵荣华。

《韶》乐是当时流行于贵族当中的古乐。孔子对音乐很有研究，音乐鉴赏能力也很强，他听了《韶》乐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品尝不出肉的滋味，这当然是一种形容的说法，但他欣赏古乐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也说明了他在音乐方面的高深造诣。

三月不知肉味：《史记》作“学之三月”，谓在学时不知肉味。或说：当以闻韶三月为句。此三月中常闻韶乐，故不知肉味。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孔子本好乐，闻韶乐而深美之，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则其好之至矣。于是而叹曰：“不图为乐之移人有至此。”或说：斯字指齐，谓不图韶乐之至于齐。

今按：本章多曲解。一谓一旦偶闻美乐，何至三月不知肉味。二谓《大学》云：“心不在焉，食而不知其味。”岂圣人亦不能正心？三谓圣人之心应能不凝滞于物，岂有三月常滞在乐之理。乃多生曲解。不知此乃圣人一种艺术心情。孔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此亦一种艺术心情。艺术心情与道德心情交流合一，乃是圣人境界之高。读书当先就本文平直解之，再徐求其深义。不贵牵他说，逞曲解。

卫国国君辄即位后，其父与其争夺王位，这件事恰好与伯夷、叔齐两兄弟互相让位形成鲜明对照。这里，孔子赞扬伯夷、叔齐，而对卫出公父子违反等级名分极为不满。孔子对这两件事给予评价的标准就是符不符合礼。

孔子极力提倡“安贫乐道”，认为有理想、有志向的君子，不会总是为自己的吃穿住而奔波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可以说是乐在其中。同时，他还提出，不符合于道的富贵荣华，他是坚决不予接受的，对待这些东西，如天上的浮云一般。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古代的知识分子，也为一般老百姓所接受。

孔子自己说，“五十而知天命”，可见他把学《易》和“知天命”联系在一起。他主张认真研究《易》，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天命”。《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他非常喜欢读《周易》，曾把穿竹简的皮条翻断了很多次。这表明孔子活到老、学到老的刻苦钻研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这一章里孔子自述其心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连自己老了都觉察不出来。孔子从读书学习和各种活动中体味到无穷乐趣，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者，他不为身旁的小事而烦恼，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就是好学。这里面没有什么玄虚的事情，你要是能好学，你也能成就，这是孔子给我们示现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学习。如果他示现一个生而知之的样子，一出生来就是天才，那我们没办法学他，那好学我们就能学。朱子讲这三句话，说发愤忘食，是讲他「未得」，就是还没有得道之前，孔子发愤忘食，这是好强、好学，努力精进，废寝忘餐。

「已得」，就是他已经得道了，得道了非常的快乐，乐以忘忧，没有忧恼。得道了之后，心里面真的没有任何的忧虑、恐惧。《大学》里面讲，「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那他已经得道了，当然内心里已经没有忧患、没有恐惧、没有好乐、没有忿懥，忿懥就是愤怒。这就是心中没有贪瞋痴，离开了烦恼，他就乐。那个乐，不是世间五欲之乐，而是法喜，是脱离了烦恼之后的那个乐，所以叫乐以忘忧。这两者是通过「俛焉日有孳孳」，俛是勤勉的勉，通假字。这个「俛焉日有孳孳」，原文是出于《礼记．表记》，这是讲他孜孜不倦的、勤勉的努力在那求道。

「不知老之将至」，就是他已经把自己年岁都忘了，不知道年数之不足，年纪愈来愈大了，自己都没意识到，永远做一个求学者、做一个学生，向古圣先贤学习，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了，就是学完了，学着学着学不完了，所以终身在学习。这是孔老夫子自己评价自己好学之笃，笃是用功、专注。这是朱子对这三句话的解释。

在孔子的观念当中，“上智”就是“生而知之者”，但他却否认自己是生而知之者。他之所以成为学识渊博的人，在于他爱好古代的典章制度和文献图书，而且勤奋刻苦，思维敏捷。这是他总结自己学习与修养的主要特点。他这么说，是为了鼓励他的学生发愤努力，成为各方面的有用人才。

孔子大力提倡“仁德”、“礼治”等道德观念，从《论语》书中，很少见到孔子谈论怪异、暴力、变乱、鬼神，如他“敬鬼神而远之”等。但也不是绝对的。他偶尔谈及这些问题时，都是有条件的，有特定环境的。

此四者人所爱言。孔子语常不语怪，如木石之怪水怪山精之类。语德不语力，如荡舟扛鼎之类。语治不语乱，如易内蒸母之类。语人不语神，如神降于莘，神欲玉弁朱缨之类。力与乱，有其实，怪与神，生于惑。

三人行，其中一人是我。不曰三人居，而曰三人行，居或日常相处，行则道途偶值。何以必于两人而始得我师，因两人始有彼善于此可择，我纵不知善，两人在我前，所善自见。古代善道未昌，师道未立，群德之进，胥由于此。《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中庸》亦言：“舜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皆发挥此章义。

孔子之学，以人道为重，斯必学于人以为道。道必通古今而成，斯必兼学于古今人以为道。道在人身，不学于古人，不见此道之远有所自。不学于今人，不见此道之实有所在。不学于道途之人，则不见此道之大而无所不包。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知道无不在，惟学则在己。能善学，则能自得师。

本章似孔子就眼前教人，实则孔子乃观于古今人道之实如此而举以教人。孔子之教，非曰当如此，实本于人道之本如此而立以为教。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此后孟子道性善，皆本于此章所举人道之实然而推阐说之。然则孔子之创师道，亦非曰人道当有师，乃就于人道之本有师。《中庸》曰：“道不远人”，其斯之谓矣。

公元前492年，孔子从卫国去陈国时经过宋国。桓魋听说以后，带兵要去害孔子。当时孔子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周礼的仪式，桓魋砍倒大树，而且要杀孔子，孔子连忙在学生保护下，离开了宋国，在逃跑途中，他说了这句话。他认为，自己是有仁德的人，而且是上天把仁德赋予了他，所以桓魋对他是无可奈何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通过这件事，既体现了孔子的从容自信，又体现了孔子的机智灵活一面。即使“天生德于予”，但也不必在此坐以待毙。此自信而不迷信，持经而达变之举也。不知孔子者，有言其迂腐呆板者，可参照此章反驳之。

孔子之不迂腐呆板事件还有，《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鬬（dòu，同斗）而死。” 鬬甚疾。蒲人惧（家语云：“我宁鬬死，挺剑而合觽（xī），将与之战，蒲人惧”是也），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此重申上句意。孔子谓我平日无所行而不与二三子以共见。诸君所共见者，即丘其人。学于其人，其人具在，复何隐？此处孔子特地提出一行字，可谓深切之教矣。盖诸弟子疑孔子于言有隐。孔子尝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又曰：“天何言哉？”“予欲无言。”不知天虽无言，时行物生，天道已昭示在人，而更何隐？诸弟子不求之行而求之言，故孔子以无行而不与之道启之。

本章孔子提醒学者勿尽在言语上求高远，当从行事上求真实。有真实，始有高远。而孔子之身与道合，行与学化。其平日之一举一动，笃实光辉，表里一体，既非言辨思议所能尽，而言辨思议亦无以超其外。此孔子之学所以为圣学。孔子曰：“默而识之”，其义可思矣。

本章是孔子自语，盖当时可能有人在对孔子进行访谈，问及孔子是否对同学们留了一手，或者孔子意识到有人以为自己对学生留了一手，所以孔子对此一方面进行辟谣：“吾无隐乎尔”， 另一方面又开始对学生们进行教育“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突出其 “行”，而不直言“言”，体现了孔子一贯的执其两端的教学风格。

孔子的一言一行，都是落在学生眼睛里的，老师教学生，一般以言为主，如今日之课堂，然而孔子却单将“行”字拈出，盖可包含二层含义：

一、于己，我孔丘是知行合一的，我所行即我所言，实践证明，我把教给你们的知识自己也在执行；

二、于人，提醒同学们不要老是在在言语上求高远，而应当从行事上求真实。有真实，始有高远。所谓说的好听，不如做的好看。

读本章可体会到孔子对于己所倡导之理念，身体力行，身与道合，行与学化。其平日之一举一动，笃实光辉，表里一体，非言辨思议所能尽，而言辨思议亦无以超其外。孔子曰：“默而识之”，其义可思矣。

本章主要讲孔子教学的内容。当然，这仅是他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并不包括全部内容。孔子注重历代古籍、文献资料的学习，但仅有书本知识还不够，还要重视社会实践活动，所以，从《论语》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经常带领他的学生周游列国，一方面向各国统治者进行游说，一方面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但书本知识和实践活动仍不够，还要养成忠、信的德行，即对待别人的忠心和与人交际的信实。概括起来讲，就是书本知识，社会实践和道德修养三个方面。

对于春秋末期社会“礼崩乐坏”的状况，孔子似乎感到一种绝望，因为他认为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难以找到他观念中的“圣人”、“善人”，而那些“虚而为盈，约而为泰”的人却比比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看到“君子”、“有恒者”，也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只用有一个鱼钩的钓竿钓鱼和用网捕鱼，和只用箭射飞行中的鸟与射巢中之鸟从实质上并无区别。孔子的这种做法，只不过表白他自己的仁德之心罢了。

本章里，孔子提出对自己所不知的东西，应该多闻、多见，努力学习，反对那种本来什么都不懂，却在那里凭空创造的做法。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也要求他的学生这样去做。

孔子时常向各地的人们宣传他的思想主张。但在互乡这个地方，就有些行不通了。所以他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孔子“诲人不倦”的态度，而且他认为不应死抓着过去的错误不放。

从本章孔子的言论来看，仁是人天生的本性，因此为仁就全靠自身的努力，不能依靠外界的力量，“我欲仁，斯仁至矣。”这种认识的基础，仍然是靠道德的自觉，要经过不懈的努力，就有可能达到仁。这里，孔子强调了人进行道德修养的主观能动性，有其重要意义。

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夫人，违反了礼的规定，而孔子却说他懂礼。这表明孔子的确在为鲁昭公袒护，即“为尊者讳”。孔子以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为最高原则，所以他自身出现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又不得不自嘲似地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事实上，他已经承认偏袒鲁昭公是自己的过错，只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而已。

可能孔子所和与人歌所歌不同，而是孔子根据人歌的题材、格律，另外唱一首歌。

孔子其实很有情趣，可能还不能称作一个歌唱家，但至少会欣赏，并很会赞赏别人，试想，你如果唱的好，孔子让你再唱一遍，然后他再根据你所唱的歌的题材、格律，他再唱上一首，你是何等感觉，这岂不是一个非常和乐的场景。

对于“文，莫吾犹人也”一句，在学术界还有不同解释。有的说此句意为：“讲到书本知识我不如别人”；有的说此句应为：“勤勉我是能和别人相比的。”我们这里采用了“大约我和别人差不多”这样的解释。他从事教育，既要给学生传授书本知识，也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他说自己在身体力行方面，还没有取得君子的成就，希望自己和学生们尽可能地从这个方面再作努力。

本篇第2章里，孔子已经谈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本章又说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的问题，其实是一致。他感到，说起圣与仁，他自己还不敢当，但朝这个方向努力，他会不厌其烦地去做，而同时，他也不感疲倦地教诲别人。这是他的由衷之言。仁与不仁，其基础在于好学不好学，而学又不能停留在口头上，重在能行。所以学而不厌，为之不厌，是相互关联、基本一致的。

孔子患了重病，子路为他祈祷，孔子对此举并不加以反对，而且说自己已经祈祷很久了。对于这段文字怎么理解？有人认为，孔子本人也向鬼神祈祷，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迷信天地神灵的人；也有人说，他已经向鬼神祈祷很久了，但病情却未见好转，表明他对鬼神抱有怀疑态度，说孔子认为自己平素言行并无过错，所以祈祷对他无所谓。这两种观点，请读者自己去仔细品评。

春秋时代各诸侯、大夫等都极为奢侈豪华，他们的生活享乐标准和礼仪规模都与周天子没有区别，这在孔子看来，都是越礼、违礼的行为。尽管节俭就会让人感到寒酸，但与其越礼，则宁可寒酸，以维护礼的尊严。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是自古以来人们所熟知的一句名言。许多人常常将此写成条幅，悬于室中，以激励自己。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应当有宽广的胸怀，可以容忍别人，容纳各种事件，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心胸狭窄，与人为难、与己为难，时常忧愁，局促不安，就不可能成为君子。

这是孔子的学生对孔子的赞扬。孔子认为人有各种欲与情，这是顺因自然的，但人所有的情感与欲求，都必须合乎“中和”的原则。“厉”、“猛”等都有些“过”，而“不及”同样是不可取的。孔子的这些情感与实际表现，可以说正是符合中庸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