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心目中，「经」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教，而诗词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艺」，两者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性格豪放不羁、富于创新精神的辛稼轩，却偏要突破这些清规戒律，将二者融于一体。辛稼轩的这首《踏莎行》，便是集经句而成的一首佳词。此题曰「赋稼轩」，「稼轩」乃词人乡村别墅之名。据宋洪迈《稼轩记》载，「信州郡治（即今江西上饶）之北一里馀，有空旷之地，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辛稼轩第二次出任江南西路安抚使时，在此筑室百间，置菜圃、稻田，以为日后退隐躬耕之所，故凭高作屋下临其田，名为「稼轩」。又据邓广铭先生考证，辛稼轩于孝宗淳熙八年冬十一月自江西安抚使改官浙西提点刑狱公事，旋为谏官攻罢，其后隐居上饶带湖达十年之久。因此，这首词很可能作于他赋闲之初。

此词上阕开篇「进退存亡」，语出《易·乾文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是说只有圣人才能懂得并做到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该存则存，该亡则亡，无论是进是退、是存是亡，都合于正道。「行藏用舍」，则是对《论语·述而》载孔子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云云的概括。即是说，倘若受到统治者的信用，就出仕；倘若为统治者所舍弃，就隐居。「小人请学樊须稼」，亦用《论语》。该书《子路》篇载孔门弟子樊须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种菜），孔子曰：「吾不如老圃（菜农）。」樊须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以上三句实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即自己现在既不为朝廷所用，那么不妨遵循圣人之道，退居田园，权且做他一回「小人」，效法樊须，学稼学圃。接下去「衡门」二句，着重写自己归耕生活的乐趣。上句出《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衡门」，谓横木为门，极其简陋，喻贫者所居。「栖迟」，犹言栖息、安身。此系隐居者安贫乐道之辞，词人不仅用其语，且袭其意。下句则出《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谓太阳落山，牛羊归圈。诗的原文是思妇之辞，以日暮羊牛之归反衬征夫之未归，词人却借此来表现田园生活情调。要而言之，上阕主要讲自己归隐躬耕不仅合乎圣贤之道，而且恬静可喜。为另一层次，紧承上文，进而抒写归耕后的自适其乐。

此词下阕笔锋一转，用反对「学稼」的孔夫子，来进一步说明耕稼之乐。「去卫灵公」一句，又用《论语》。据《卫灵公》篇载，灵公问阵（军队列阵之法）于孔子，孔子答曰：「俎豆（礼仪）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离卫而去。按《史记·孔子世家》，灵公问阵、孔子去卫，事在「遭桓司马」之后。作者这里将「去卫灵公」句置于前，可能与《史记》不属于「经」，用此与题例不合有关。

「遭桓司马」，见《孟子·万章上》。「桓司马」即桓魋，时为宋国的司马，掌管军事。「孔子不悦于鲁、卫」，过宋时「遭宋桓司马，将要（拦截）而杀之」，不得不改换服装，悄悄出境。「东西南北之人也」一句，为《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语，盖谓己周游列国，干谒诸侯，行踪不定。这里故意用孔子一意从政但却四处碰壁的故事，以引出下文所要表达的意思。「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这两句亦全用《论语》。上句见《微子》篇：「长沮、桀溺耦而耕（两人各持一耜，并肩而耕）」，孔子路过其傍，命弟子子路向他们询问渡口何在。桀溺对子路说：天下已乱，无人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远离坏人的人，指孔子），不如跟从「避世之士」（远离社会的人，指自己和长沮）。下句则出自《宪问》篇：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这两句意思很明显，即孔子那样忙忙碌碌地东奔西走，不如像长沮、桀溺那样隐居来得逍遥自在。从而进一步突出词人自己陶陶然、欣欣然的归耕之乐。

从表面上看，这首词充满了对大圣人孔子的讽刺和挖苦，是对孔圣人的「大不敬」。但细加品味，那执着于自己的政治信念、一生为之奔走呼号而其道不行的孔子，实是词人归耕前之自我形象的写照。讪笑孔子，正所以自嘲也。其中不知有多少对于世路艰难的叹慨，对于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惆怅与愤恨！所以词中讽刺孔子，正突出了孔子的伟大形象。

从集句的角度来分析，这首词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此词「东西」、「长沮」二句天生七字，不劳斧削：「衡门」、「日之」二句原为四言八字，各删一字，拼为七言，「丘何」句原为八字，删一语尾助辞即成七言，亦自然凑拍。通篇为陈述句式，杂用五经，既用经文原意，又推陈出新，音调抑扬，浑然一体，实是词中不可多得的佳作。